2018年5月6日凌晨，21歲的空姐李某珠在搭乘網約車途中被害，網約車司機劉某華有重大作案嫌疑。經專案組調取事發地附近多路監控，順線追蹤，顯示嫌疑人作案后棄車跳河，警方便在相關區域全力搜捕。5月10日晚上，滴滴發文稱，因涉及重要事項，滴滴公司向全社會公開征集線索，尋找順風車司機劉某華。對提供線索的熱心人，滴滴將視線索重要程度給予較高100萬人民幣的獎勵。5月12日平安鄭州微博發布消息稱，5月12日凌晨4時30分許，經多方努力、全力搜索，警方在鄭州市西三環一河渠內打撈出一具尸體。經查驗，其體表特征與犯罪嫌疑人基本一致，經技術鑒定后確認就是犯罪嫌疑人劉某華。在此，且不去討論刑事責任追究問題，只想通過此案結合法考命題的特點，說說如果要通過訴訟程序解決此案，可能會遇到哪些知識點。

一、本案能否依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民事賠償

假如此案的民事賠償要通過訴訟解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此案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死亡，偵查機關應當撤銷案件，因此此案不會進入到法院審判階段，被害人近親屬無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訴訟。根據侵權責任法第2條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其所稱的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該法第6條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又，民法總則第13條規定，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該案是犯罪行為致人死亡，侵犯了受害人的生命權，雖然因嫌疑人投河自絕，其刑事責任已無法追究，其民事主體資格（即民事權利能力）也隨之消滅，但其民事賠償責任不能因此而免除，因為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的，不影響依法承擔侵權責任。因此在無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時，有關人員可依侵權責任法提起民事侵權訴訟，請求民事賠償。

二、本案訴訟當事人該如何確定

本案最大的爭點之一，也許是在民事賠償訴訟中誰可以成為合格的當事人。即確定誰為原告，誰為被告。我國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當事人的確定采取的是適格說為主、表示說為輔的確定標準。民事訴訟法第119條對起訴的條件作了明確規定：“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明確的被告”；第121條要求起訴狀寫明原告、被告的姓名、性別等身份信息。顯然，對原告和被告采取了不同的確定標準：對原告采取利害關系的確定標準，即原告必須是與案件的處理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其理論依據是適格說；而對被告，并不強調其與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只需起訴狀寫明被告是誰，如何能夠同被告取得聯系，能把訴訟文書送達給被告即可。也就是說，對被告的確定標準，采用的是表示說的標準。而事實上，如果被告不適格，則原告的起訴將會被法院裁定駁回。因此，總體上看，我國民事訴訟法對當事人的認定就是從適格當事人即具有實體法上直接利害關系當事人的角度出發來規定的。同時，上述兩個條文還明確了確定當事人的時點是起訴時，即在起訴階段，就應將誰是合格的原告、誰是合格的被告、誰是合格的第三人確定下來。根據這些分析可知，本案中的直接利害關系人為加害人劉謀華和受害人李某珠。即，如果雙方未殞命，受害人李某珠為侵權訴訟之原告，加害人劉謀華為侵權訴訟之被告。然而，實際情況是，加害人劉謀華和受害人李某珠已然離世。而公民的訴訟權利能力（或曰民事訴訟當事人資格）的起止時間為始于出生，終于死亡。換言之，他們的訴訟主體資格均已消滅，不能再成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那么，本案中，誰可以成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其確定依據是什么？

侵權責任法第18條規定，被侵權人死亡的，其近親屬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然而該法并沒有規定“近親屬”的范圍，但可以參考兩個司法解釋條文的規定：（1）《民訴法解釋》第85條的規定，即：當事人可以委托其近親屬為訴訟代理人，其近親屬是指與當事人有夫妻、直系血親、三代以內旁系血親、近姻親關系以及其他有撫養、贍養關系的親屬。（2）《較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的規定，即：自然人因侵權行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遺體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為原告；沒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親屬提起訴訟，列其他近親屬為原告。即配偶、父母和子女是第一順位請求權人，其他的為第二順位請求權人。結合這兩個條文以及被害人李某珠尚未婚配且無子女的情況，在此案中李某珠的父母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權訴訟。

原告確定后，被告又該如何確定呢？本來，被告應該是犯罪行為（也是侵權行為）人劉某華，但因劉某華已死，其不再是民事主體，也不可能成為訴訟主體，這樣，就得從其他人之中確定被告。那么，由誰來充當被告呢？繼承法第33條給出了肯定回答，具體規定為，繼承遺產應當清償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繳納稅款和債務以他的遺產實際價值為限。超過遺產實際價值部分，繼承人自愿償還的不在此限。繼承人放棄繼承的，對被繼承人依法繳納的稅款和債務可以不負償還責任。因此此案中，若劉某華生前有遺產且在其家屬繼承了劉某華遺產的前提下，應以劉某華的繼承人為被告，即劉某華生前的民事責任應由其繼承人在其遺產的范圍內承擔。

在本案中，滴滴公司的行為構成共同侵權，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應列為共同被告。其法律依據是侵權責任法第37條第2款規定，管理人或者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滴滴出行在商業模式上與司機構成密不可分的商業模式，在這種商業模式下，滴滴居于主導和控制地位，客戶的下單和結算都由滴滴控制，滴滴也能對整個服務過程進行實時監控，滴滴在出現異常的情況下沒有及時采取措施，其不作為行為直接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其放任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同時滴滴的免責聲明（如：一切因使用滴滴信息平臺服務而導致的安全隱患和因此產生的糾紛和交通事故，均由司機用戶承擔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責等）屬于格式條款，根據《合同法》第40條規定，格式條款具有該法第52條和第53條規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并且，滴滴自認為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滴滴在運營過程中存在過錯或重大過失，未履行對乘客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在存在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時，權利人可以選擇其一而提起訴訟。

三、本案管轄問題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民訴法解釋》第24條稱，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1條規定對公民提起的民事訴訟，被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同一訴訟的幾個被告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在兩個以上人民法院轄區的，各該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同時民事訴訟法第17條規定，基層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案并不屬于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或較高法院管轄的案件范圍，因此本案可以由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劉某華繼承人的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或滴滴公司住所地的基層法院管轄，原告可在這幾個法院中選擇其一起訴。

四、本案舉證責任問題

民事訴訟法第65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此即所謂“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民訴法解釋》第90條、第91條對其作了細化和補充：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下列原則確定舉證證明責任的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1）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2）主張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當事人，應當對該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本案是以犯罪行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一般侵權案件，應該由原告舉證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危害行為，造成危害結果，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行為人有相應過錯，同時需證明犯罪嫌疑人劉某華的繼承人繼承了其遺產，以及滴滴公司在其管理過程中沒有盡到安全保障義務。此案公安機關已經介入并作出了撤銷案件的處理。然而，撤銷案件僅指撤銷對于該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追究，公安機關還應當按照正常偵查程序進行偵查，以達到案件終結的條件，為民事賠償的提起確定依據。因此公安機關調取的書證物證、證人證言、尸體檢驗等證據均可以成為起訴侵權的證據，原告方可以聘請律師調取。

五、本案能否進行訴訟和解或者調解

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同時該法第9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因此本案雙方當事人可以進行和解或調解。根據《民訴法解釋》第339條的規定，當事人在訴訟中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對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審查并制作調解書送達當事人；因和解而申請撤訴，經審查符合撤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根據法院調解達成協議制作的調解書生效后，訴訟歸于終結，有給付內容的調解書具有執行力。

對于每一條生命的無辜被害，我們都深感痛心，但逝者已去，我們更應該做的是防止悲劇再次發生。滴滴公司也應該擔負起應付的責任，提高網約車司機的準入門檻，加強對司機的審查，消除網約車安全隱患，徹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