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客觀題已經結束，考試成績也已經公布，通過客觀題考試的小伙伴肯定也已經進入緊張的主觀題復習，小編精選法考主觀題每日一練，將知識積少成多，助各位考生熟悉主觀題案情分析。

案情：2016年6月周某畢業以后，與某快遞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成為快遞公司一名分揀員。2017年3月10日下午，在一次分揀作業過程中，周某發現客戶包裹中有一款自己喜歡的新款智能手機，該款手機售價8300元，由于自己的收入微薄難以購買，于是他趁現場監管人員不注意，在監控盲區將該手機竊取?？爝f公司負責人發現手機丟失后迅速報警，警方通過偵查摸排，最終鎖定周某具有重大嫌疑，并對周某展開調查，由于周某一直將手機帶在身上，警方在周某身上搜出了被盜手機，并在其家中搜出該手機的充電線和附帶發票，周某對竊取事實供認不諱。

分歧意見：對周某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周某已經與快遞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屬于公司的職工，具有職務侵占罪主體資格。周某利用自己分揀快遞的職務之便，將本單位財物據為己有，契合職務侵占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同時，周某竊取的手機價值8300元，符合“侵占的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這一條  件，因此周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基于快遞公司與客戶簽訂的快遞合同，可認為客戶委托快遞公司保管該手機，周某作為快遞公司分揀員合法占有該手機，但是周某又以非法占有該手機為目的，變合法占有為非法占有，且拒不退還手機，屬于對保管物的非法侵占，因此周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作為快遞分揀員，周某在工作過程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趁監管人員不注意，將該手機以秘密竊取的方式據為己有，且該手機價值較大，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

評析：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本案中，侵犯的客體都是財產權利，主體已經達到完全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單位成員身份，行為人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因此從客體、主體和主觀方面來判斷，尚不能準確區分罪名，仍然需要對客觀方面進行分析和判斷。

首先，職務侵占罪的客觀方面是利用“職務之便”，將本公司的財物非法占有。職務侵占罪中的“職務之便”是指履行職務過程中，利用對本單位財物主管、管理、經營、經手的便利，也就是說行為人對該財物達到了實際上的控制，即行為人能夠獨立代表本單位對該財物進行占有和處分，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行為人對財物的接觸，否則該罪名會被盲目地進行擴大解釋，既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又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不利于刑法實現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結合本案案情，周某雖然是快遞公司分揀員，且在工作過程中竊取該手機，但是作為快遞分揀員，工作車間裝有高清監控，而且在工作過程中有專門的監管人員，周某只需要進行快速分揀工作，不需要也沒有達到實際上的獨立占有，此時真正占有該財物的應當是快遞公司的主管人員或現場監管人員，因此不能將周某分揀快遞的工作視為周某對快遞的占有，排除職務侵占罪的成立。

其次，侵占罪的客觀方面是將為他人保管的財物或者他人遺忘物、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且拒不歸還，簡言之，本罪的行為特征主要是變合法占有為非法占有，數額較大且經權利人主張歸還而拒不歸還。對于周某是否占有該財物，如前所述，周某并未獨立占有該財物。周某在高清監控和現場監管人員的監督之下進行工作，并且在一個封閉的工作空間當中，周某在這樣的環境中無需也不可能獨立占有該手機。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某只能看作是快遞公司主管人員的“占有輔助人”，協助真正的占有人——快遞公司主管人員占有該財物并進行分揀工作，如此看來，在該案中周某的行為并不存在變合法占有為非法占有的空間，排除侵占罪的成立。

最后，盜竊罪的客觀方面是多次竊取、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或者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該罪的主要行為特征是秘密竊取公私財物。該手機是基于客戶與快遞公司簽訂快遞合同，委托快遞公司運送并保管，此時快遞公司主管負責人員才是該手機的合法占有者，而周某作為“占有輔助人”，在進行分揀作業的過程中，趁監管人員不注意以非法占有目的將手機秘密竊取，且手機價值較大，完全符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方式，因此應當認定周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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